18. 荣誉与权威

“知识论”是我和好友大卫（David）同修的诸多课程之一。从初一我们逐渐熟稔，升到高中后我们已是形影不离：七门课里，我们同课六门；我们同是学力问答队¹的队长，也同时加入辩论社。高二时我们让同学大跌眼镜，以新人身份获得了州际赛第五名。高三时，我们获得了全州冠军。

我和大卫以宗教和真主的存在作过几次探讨，显然成长背景作用于彼此看法相异。他不愿跨越“不可知论”（Agnosticism）²，而我的出发点则是伊斯兰教信仰。“知识论”的课程讨论似乎加深了他的犹豫，尽管它并不能动摇我对真主存在的确信，但“知识论”极大地调解了东西方文化之间关键性差异。

当父母教我验证信仰时，他们期待我能为信仰建立防御机制。无独有偶，在“知识论”课堂上，虽然表面上我们也在验证信仰，但其方式却恰恰相反。在课堂上我们用批判性思维方式挑战信仰、测试信仰的合理性、柔韧性及其边界，甚至有些学生因此而改变了信仰。

东西方教育的不同，可追溯至穆斯林移民与他们孩子的差异：德高望重者为伊斯兰文化中的权威，而西方文化中的权威是理性。渗透人心的权威思想决定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观。

当权威由地位而非理性决定时，质疑领袖就会成为一件危险的事，因为质疑可能会颠覆整个体系。在这样一个体系下提出异议会带来谴责，选择服从则会带来奖赏。一件事的对与错是由周围人决定的，而不是由个人所决定的。因此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，一个人的绥法提（品格）取决于他如何服从社会对他的期望，而不是取决于个人从理性上对是非的认知。

因此地位式的权威体系建构出了以荣辱论对错的社会。

而在另一面，当权威源自理性，对事物的质疑则备受欢迎，因为批判性验证强化了权威的根本，每个人都应批判性地检验自己的行为方式——以个人认知论对错，以个体动机论德行。

理性权威建构出以证据论清白对错的社会，而错的一方则会产生内疚感。

西方之所以难解东方，是由于荣誉-羞耻、清白-内疚两种文化间的范式分裂。论题的复杂性在于东西方文化中同有此二种范式，但荣誉-羞耻是驱动东方文化的主力，这于西方人而言难以理解。

对权威的依赖解释了穆斯林世界中许多令西方人困惑的尔热费（习俗），例如：荣誉谋杀（Honor Killing）、年龄以至六岁以下的童养媳，以及家族血仇等。出于种种原因，区域性的社会权威使得人们接受甚至认同这些尔热费。纯粹的理性和外界的禁令都无济于事，除非以社会的、内部的、组织性的方式以革新。

西方第二代穆斯林虽不因“荣誉谋杀或家族血仇”而伤脑筋，但仍斡旋于荣誉-羞耻观念“不被抓到就没问题”之中，名誉不受损就等于没错。成长过程中，我多次见证人们如此履行，在此我且分享一些无伤大雅的故事：

我有很多穆斯林朋友认为在速食店点杯纯净水，然后拿杯子去饮料机接汽水，天经地义并且屡试不爽。一天在维吉尼亚海滩市的墨西哥速食店里，一位朋友被店员逮拿水杯装汽水。店员毫不客气地把我朋友从饮料机前推开，并大声说：“你点的是纯净水，不能接汽水！”被店员当场揭穿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显然店员没错，因为水杯透明，而汽水杯不透明。此时很多人围观，而我朋友面红耳赤。

丢人现眼于人前使他感到“羞耻”，但若店员未发现，偷汽水则与羞耻无关。西方人会疑惑——但对我朋友而言，被低薪店员逮到的那种“羞耻感”远超过偷装汽水被抓的内疚。因此他否认罪行反而坚定地说：“我要去装水了！”接着他往杯里添水并离开柜台，仿佛水本应是一种有气泡、有色的液体。

还有一次，我堂哥被家族嘲笑，因他在投保时诌谎。为了减轻羞耻感，他将其转化成有趣的故事。他比较汽车保险报价时发现，若对保险公司谎称已婚就可省去大笔费用。因此他捏造了一个妻子：如何遇见太太、她的工作、她的生日等等。他计划告诉经纪人，不幸的是因太太在巴基斯坦，所以他在美国无结婚证明。他编好天衣无缝的故事后，联系保险公司并说服对方相信他已婚，以最低保价上车险。当我和另一个亲戚责备他时（我们生于美国），长辈们笑着劝我们放轻松，并断言保险公司已经赚得盆满钵满，堂哥也嘻皮笑脸地附和。

一年后堂哥遭遇车祸，撞坏了保险杆，须申请索赔。他电话报告车祸细节，保险代理人问他“是否和太太在一起”？一心想着车祸的堂哥回答他“我没有太太”。职员不动声色地问他“是否已婚”？堂哥回答“未婚”。不久后，他收到调整保价费率的通知，比他原来的保费贵上两倍。堂哥说完故事后，大家哄堂大笑。因他讲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，将“被拆穿的羞耻”转化为“会讲故事的荣誉”，而事情本身的对错，甚至连内疚感都未纳入考量之中。

这些相对无大碍的例子，可说明荣誉-羞耻与清白-内疚的文化之间为人处世的相异。当然，伊斯兰具有高度发展的道德观，所以我们不可过于简化这个议题，并假设穆斯林相信“不被抓住”就能为所欲为。“相较于荣誉-羞耻，清白-内疚在东方社会中并不是决定性因素”——我认为此种说法较为恰当。

将话题转回西方穆斯林第二代，从上述而言，我们更加理解跨越这两种文化实属不易。若涉及社会不认同之事，年轻的西方穆斯林会想把它隐藏起来，但同时也开始为内心的负罪感而产生纠结。因此在他们心中那东方人隐藏可耻真相的自然倾向，却加剧了自己心中西方人感到内疚的倾向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我高中生活的一大问题。所有朋友都知道我是穆斯林，我是不许和女生约会的。我竭尽所能做好伊斯兰文化大使的工作，还宣告我赞成包办婚姻的理念。我本来真心认同，直到我开始对女生产生了兴趣。

高三时，我和一个女孩彼此产生好感，浪漫地牵手、聊天儿。这份情感在西方文化里本是天真无邪的，但我却选择将这段关系隐藏了起来，因它与我们家来自东方的恋爱标准有黑俩夫（分歧），而我也由此产生了许多负罪感。几个礼拜后，我就主动结束了这段关系，尽管我对她还有感情。不久后她和我最好的朋友大卫开始约会，而我那时依然喜欢她。渐渐地，我喜欢大卫女朋友的“西式负罪感”作祟，于是我向大卫坦言“我曾经与她约会并对她仍有好感”的秘密。朋友们无法理解我的行为，尤其是大卫，我刻意隐瞒现实却令他感受到背叛。毕业典礼前几天我们发生争执，大家都站在大卫那边，而我自己则孤军奋战。

我再度被孤立了，被打入了一个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的“第三世界”。我感到备受伤害，更倍感疑惑：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最后总是被孤立？尽管我有错在先，但至于让我失去所有朋友吗？后来，我没有参加任何毕业聚会，没有朋友邀请我参加计划的毕业旅行，没有为到外地上学的朋友送行。而当他们放假回家时，我也不与他们相聚。

若我当时知道所作所为的后果，我就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方式；而若他们了解我，也许不会因这个“秘密”如此受伤。倘若彼此了解，我的挚友仍然在侧。有人忽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，以为人们以同样眼光方式看待世界；而有人则以猎奇的心态对待东西方世界观。但对像我一样的第二代穆斯林来说，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将我们的生命分裂又重构——以至于我的幼年常常在孤独中度过，在进入成年的阶段亦然。

幸好最痛苦的日子只停留在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。几个月后，2001年8月我进入大学生活。我期待自身的重新塑造以及结交新朋友。但开学三个礼拜之后，新的危机到来并席卷整个美国，世界历史在这一天被改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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